本報記者 宣金學《中國青年報》（2014年09月03日10版）
山東省昌樂二中，同學們為吳金紅祈福 新華社記者 郭緒雷攝
吳金紅 圖片選自吳金紅手機
8月7日，因為一場車禍，剛過完19歲生日的吳金紅消逝在最燦爛的年紀。4天后，她的父母遵照孩子曾經的遺願，捐獻出她的器官，4名受捐者因此獲得新生。
出車禍時，她旁邊還散落著剛剛拿到的大學錄取通知書。本來一個月後，她就是山東財經大學貿易經濟專業的大一新生了。
“我現在以為她一直都活著，只是出了趟遠門。”母親田敬芬並不知道女兒的心臟還在世界上哪個角落跳動，只是堅信女兒並沒有死。
像一幅從天而降的巨幕，這場車禍將這一家人的幸福與痛苦徹底地隔離開。那一天，在山東濰坊打工的吳光亮，騎三輪車帶著一家人，回老家拿女兒盼得“快要急瘋了”的大學錄取通知書。出門前，平時看起來大大咧咧的吳金紅第一次扎起小辮子，穿上人生的第一條連衣裙。
在她的幾本學習日記里，考上大學是她寫下的無數“拼搏”、“奮鬥”、“加油”、“相信自己”的勵志話語的最終方向。因為這樣，就“有能力為父母造一個安寧的晚年”了。
“有時候，一想到父母我就有一種想哭的衝動。為了自己，為了家人，我更應該努力。” 在一個黑皮日記本中，吳金紅工工整整地寫道，“我要把我活著的每一天，看做生命的最後一天。認真對待每一分每一秒，牢牢抓住時間。”
她的同學記得，吳金紅吃飯時，總是小跑著去，每天早晨是最早到教室學習的。即便放假，這個個頭兒不高、平時看著很有些“鬧”的學生也能靜下來學習。
在這個每頓飯只有一碗炒菜和一盆咸蘿蔔條的四口之家裡，女兒身上寄托了父母太多的希望。金紅也很懂事，她儘量節約自己的開支，“為父母減輕一點兒負擔”。她笑著對媽媽說：“我最愛吃大白菜。”可母親心裡知道，不過是因為學校食堂的大白菜最便宜，孩子甚至經常臨食堂關門才去吃飯，這樣往往“可以多打點兒菜湯”。
而在山東濰坊打工的父母也鉚足了勁兒幹活，給孩子湊大學學費。田敬芬給人疊月餅盒，從早晨四五點疊到晚上睡覺，才能完成240多套，疊一套盒子能掙3毛錢。吳光亮“五一”開始給一個販賣活魚的老闆打工，每天從凌晨12點半乾到上午9點多，佝僂著腰背100多斤重的魚簍子上上下下，幹了3個月，體重掉了近30斤。
“也不怎麼覺得累，”吳光亮搖了搖頭，然後低垂下去重重嘆了口氣，“孩子就是我們活著的意義。”
在濰坊西南40公裡外的老家庵泉村，金紅的三爺爺臉上笑成了花，他指著金紅屋牆上一排排的獎狀說：“嬌嬌（吳金紅的小名）是我們全族人的驕傲。”
連金紅三四年沒進過廚房的舅舅，也重新找了家小飯店，顛起廚房的大勺，“想掙錢給嬌嬌買個筆記本電腦”。因為年邁手慢，他老是挨店老闆的罵。
可是，就在舅舅將要發工資、可以給外甥女買電腦的前一天，厄運降臨在這家人頭上。為了儘早回來不耽誤晚上的活兒，一家人拿了錄取通知書、吃了口飯便立即往濰坊趕。由於頭一天通宵工作，吳光亮在開車時禁不住打起瞌睡，機動三輪車重重撞在一個路中央油桶大小的石墩上。
全車的人都被甩了出去。在三輪車上已睡著的吳金紅，被拋出三四米遠，頭部和頸部正好砸到路牙石上面。鮮血浸紅了孩子黑白相間的裙子。母親再怎麼叫她的名字，閉上眼睛的吳金紅再也沒有醒來。
經醫院鑒定，吳金紅確定為腦死亡。
“沒空去死，我只能堅強地活。”吳金紅曾在日記里寫道。可是，這個躺在重症監護室里的姑娘，醫生判斷“99.99%是不可能再醒過來了”。
在母親眼裡，這是一個多月來女兒最安靜的樣子。之前盼望錄取通知書的日子里，金紅“怎麼也安生不下來”。白天在一個食品廠打工，站13個小時，貼2000多個標簽，晚上回去立馬給有些聾啞的大伯打電話問通知書到沒到：“大爺，你知道我什麼心情嗎？”
母親守在重症監護室外面，身上的傷只做了簡單包扎，嗚嗚地哭著。父親吳光亮不敢面對自己的女兒，躲在角落，陷入深深的自責。
他們說對女兒有太多的愧疚，“19年了，別的女孩能有的，很多我們都給予不了”。高考後花60塊錢給女兒買的裙子——在二姑眼中就像“一條足夠長的大T恤”——成了這個愛美的女孩一生中唯一的一條裙子。而之前她本來看上一條199塊錢的，但是嫌貴很快拉著媽媽走開了。在女兒看來，這條裙子已是足夠“奢侈的禮物”，她準備留著上大學時再穿。
這個女孩卻和母親一樣感到“愧疚”。她覺得自己活這麼大，對家人的回報“近乎為零”。
高考後的一天，她半開玩笑地告訴母親：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就把我的遺體捐獻出去。”母親急忙打斷女兒：“你身體棒棒的，瞎說什麼！”早在學校的時候，她就和好友也提過這個想法。
女兒說過的話，再次浮現在母親的腦海裡。她和丈夫商量著，想讓孩子做最後一次主。但是，這個想法遭到親屬和族人們的反對。“整個家族上下五代三百多人，大多是反對捐獻的”，並表示願意捐錢給孩子治病。看著金紅從小長大的二姑最捨不得，說得口氣也最重：“那豈不是讓孩子‘死無全屍’！”
“這個閨女知道有這一天，（把器官捐給別人）我就覺得孩子還活著。”頭髮亂蓬蓬的田敬芬抽泣著說。親屬們終於停止了勸說。
8月11日，面對一份擺在面前的《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自願書》時，田敬芬的手一直在顫抖，“手抖僵了，繃緊了，抽筋了”，周圍的親屬一片抽泣聲，金紅的主治醫生壓抑地跑出去透了口氣。
當天下午2時19分，吳金紅被推進手術室，她的心臟、肝臟，還有兩個腎臟被摘取，併成功移植給別人，4個人的生命得以延續。她也成為昌樂縣第一例、濰坊市第五例器官捐獻者。
“命運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，搞不清”，田敬芬讀書不多，當有人告訴她，主要器官移植後，受捐者做事的習慣會跟捐獻者一樣，她信了。但她又覺得，“我們的女兒不應該是這樣的命運。”
在日記里，吳金紅一直想成為“自己命運的建築師”，她覺得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，擁有什麼樣的命運，還是得靠自己。她多次說自己天資不夠聰穎，但是“有努力的心，有上進的心，有不服輸的心”。她崇拜撒切爾夫人和韓國女總統樸槿惠，夢想著“當2055年的主席”。
火化那天，父親吳光亮始終不願見女兒最後一面。田敬芬心裡繃著一股勁兒，“我一滴眼淚也沒有流，滿腦子都是女兒的笑聲，她不希望我哭”。
田敬芬一直記著女兒的笑。就在不多天前，吳金紅得知通知書已經寄到老家時，高興得拍手跳了起來，一把抱住媽媽。後來得知二姑幫她去郵局取了通知書，並拆開之後，這個本來興奮的姑娘一下子嘟起嘴：“該我自己拆的！”
在不少同學眼中，吳金紅是個“脾氣有些急”的小組長，“很多事情死心眼”。小組裡誰誰遲到了，誰誰上課不安分了，她都記錄在案，該提醒的提醒，該批評的批評。有時候連她自己都不得不自我提醒：一個太有棱角的人，最大的好處就是別人很容易啃你。旁邊又寫下一個大大的“靜”字。
高三時，吳金紅變得寬容了很多，像個熱心大姐，教這個做題，幫那個輔導功課。這個“特別怕癢，一撓脖子笑得很可愛”的姑娘，慢慢成了班裡的“開心果”。
一次同學過生日，她登臺一展歌喉，把《我的歌聲里》唱成了“鄉村牧羊小調”，全班哄堂大笑，這首歌也成了她的“代表作”。金紅去世後，想念她的好友們，一遍遍聽著這首歌：你存在，我深深的腦海裡，我的夢裡，我的心裡，我的歌聲里。
直到現在，金紅的父母依然不知道女兒的器官被移植到了誰的身上。幾本日記，是吳金紅成長的軌跡，也成了家人的寶貝，識字不多的田敬芬甚至可以背出裡面一些段落。女兒在日記中，似乎在很早以前就寬慰現在的父母：“明天就要面臨分別，雖然結果早已預知，但真正面對的時候仍難以相信……離別是人生常事，不要太傷心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關心的人是快樂的。”
吳金紅常對同學說自己有一種“我一定會回來的”的灰太狼精神，但是這次車禍，她沒能再回來。 她還有太多的願望沒有實現。她想讓自己變強，保護家人不受欺負。她想學法律，主持公平和正義。她想為好朋友設計一套婚紗，還專門畫出樣子來。
這個在作文里很多次歌頌青春的姑娘，並不避諱告訴大家，心裡已經有一個愛慕的男生。她糾結於自己“是不是淑女呢？”，不斷地反問“我野蠻嗎？”，“我神經質嗎？”，然後帶著撒嬌的口吻說：“我可是祖國未來的小花朵呢。”
可不多久，她又在QQ空間里貼上一張自己的短髮照片：我怎麼這麼帥！下麵一排人點贊。QQ上，她稱自己為“不二青年”，簽名里寫著：因為年輕，我們一無所有，因為年輕，我們將擁有一切。
可是，並沒有多少人瞭解吳金紅內心的痛苦。12歲時，她因為阿氏畸形症，做了一個大手術，平時得帶著脊柱矯正器學習和生活，一到陰雨天就疼得厲害。在讀中學的幾年裡，她經歷了姥姥、奶奶、爺爺的亡故。家裡人去世，她只是一聲不吭地跑到操場，大哭一場。
吳金紅在操場上看到正長得茂盛喜人的綠樹，回家寫下，“覺得那仿佛就是我，經歷了多次打擊失敗卻依舊樂觀對待，積極向上”。
“請相信，縱使你不是最耀眼奪目的那個太陽，也會是千瓦度的燈泡，照亮一片區域。”她作文本中寫道，旁邊畫了一個燦爛的笑臉。
田敬芬說，“才見到點兒光亮，感覺快熬到頭了，”金紅卻不在了。如今，她的腿在車禍後腫脹起來，在醫院抽出140毫升的血水，家裡沒錢做大手術，“只能扛著”。吳光亮身上的傷結了疤，腳還裹著繃帶，一直沒去打工。
山東財經大學校友總會追授吳金紅為“山東財經大學榮譽校友”，校方表示：“雖然吳金紅沒有來學校報到，但她永遠是我們山東財經大學的一員。”
這一家人還住在牆壁斑駁灰暗的平房裡，光禿禿的，沒有一張全家人的合影——這也是一家人的遺憾。
女兒很嚮往旅游，可是這個19歲的女孩，連濰坊市都沒出過。吳金紅的父母計划著，在青島為“一直嚮往大海”的孩子舉行海葬，既然父母不能給她實現旅游的願望，“就讓大海帶著她去想去的地方吧”。 （原標題：準大學生的四份生命禮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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